“违法建筑”近年来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，如此热度的背后，除了反映出社会整体法治意识的进步之外，还反映出百姓对于公权力和私权益的关注。违建是否应该强制拆除是一个需要综合考虑的复杂问题，行政机关在行使公权力的时候，不得损害公民权益，应当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，合理，合法地判断和处理。事实上，违建强拆应叫停，行政机关则需谨记四个原则，不漠视不侵害百姓利益。

一、认定违建要依法，尊重百姓财产权

需指出的是，“违建”也是行为人通过自身的人力、财力所搭建出来的民法上的“物”，这就存在一个其是否享有物权的问题。即使建筑本身确实违法，但就修建建筑的材料本身，这个物权是客观存在的。同时，究竟一处建筑是不是真的违反《城乡规划法》《土地管理法》等法律的规定，缺乏必要的建设审批手续和证件，都需要严格依法进行认定，而不能仅凭直观感觉。

因此，如果涉案建筑根本就不是违建，却被错误的认定为违建进而实施处罚甚至强拆，那么这个“违建就该强拆”就变成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，客观上就构成了对公民合法财产权的肆意践踏。因此，认定这一环节，是极为重要的。事实上，国家法律法规对于哪一类建筑属于违建做了相对具体的规定，一个建筑是否违反了法律法规，它是否缺乏必要的建设审批手续和证件，需要由法律规定的政府部门依法来进行严格认定。通常来说，城市里面，规划部门；农村，国土部门；其他部门，无权认定一般的违建。

对于行政机关来说，千万不可“一刀切”地粗暴解决所谓违建问题，这将严重伤害公民对于政府的信赖与情感。特别是当违建又涉及到征收问题，拆迁总的原则来说，是要保障被拆迁人的利益，那么也就是说，他在处理的时候，基本上是要采取从宽处理，因为现在咱们中央政府，是要打造一个服务型的政府，包括是执政为民，那么显然就不能跟老百姓争利。

二、法不溯及既往

此外，法律问题上需要遵循 “法不溯及既往”的法治原则，不能用今天的规定去约束与处罚昨天的行为。在认定违建的大多问题上，当前所适应的是2008年起正式实施的《城乡规划法》，它规定了建设房屋必须要取得相关证件，经过相关审批。而在此之前，适用的是1990年施行的《城市规划法》。实践中很多的房屋都是在08年以前建造的老旧房屋，这些房屋不考虑其建造时间等客观条件直接依照08年新法规来看待与对待，显然是不合理且有失公平的。如果是农村的房屋情况则更为复杂，1982年出台《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》，才对农村建房的面积有所规定。这些个时间点，在认定违建时都需要考虑进去。

三、信赖保护原则

征拆维权案例中，存在不少这样的情况，当初是因政府“招商引资”才着手的重点建设项目，或者是受到政府支持的经营性用房，现如今也被认定为是违建并遭到了拆除，这颇有一种“新官不理旧账”的意味。事实上行政机关管理着社会各项公共事务，它有义务保持其政策与行为的连贯性和稳定性，珍视社会公众对其的信任。对于这些因政府支持而起的用房与项目，是不是违建，拆与不拆，有无补偿，都需要有一个明显倾向于群众的答案，它甚至不能被认定成违建予以拆除。

四、处理所谓“违建”不是只能拆除，方式方法要适当

《城乡规划法》第64条规定，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，限期改正，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；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，限期拆除，不能拆除的，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，可以并处罚款。这其实也就是在说，拆除或者强行拆迁只是违建处罚的措施之一，并不是所有的违建都需要被拆除。行政机关掌握着相当程度的自由裁量权，并且行政行为需遵循“最小损害原则”，也即实现依法行政要最小限度的损害行政相对人的权益。因而在实现管理职能过程中，应当选择对相对人造成最小损害的措施，严格把控处罚程度。

显然，作出合理的行政行为，综合考虑房屋情况，适当行使裁量权是行政机关工作的应有之义。既保证规划总体不受影响，又照顾到相对人的感受与实际需求，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的行政法律关系。那种“运动式”“一阵风”式的执法，由于其本身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，未充分尊重违建问题形成的历史事实，很难从根本上彻底治愈这一顽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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